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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有哪些方面

1、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食品的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之一。从有关部门不定期对食品质量抽查的情况看，当前，我国常见的食品质量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卫生指标超标，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群等严重超出国家强制性标准，个别的甚至超过国家标准许多倍；二是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使用已经明令禁止的食品添加剂，例如苯甲酸、山梨酸含量超标，违规用已经禁用的人工合成色素瘦肉精、三聚氰胺、吊白块等；三是食品包装、标签等不规范，虚假标签、以次充好等人为造假、现象较多

3、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产生于人类食物链的每个环节，即从原料生产、加工、贮运、销售直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其中既有因农业、工业发展带来的各种污染，也有因精神文明素质不高而弄虚作假或对食品安全性了解不够等人为因素。目前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4、生物性污染导致的疾病包括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及其代谢毒素对健康的潜在威胁。食源性疾病是当前影响中国食品安全、危害公众健康的最主要因素,以细菌、病毒引起的为主。微生物污染包括细菌性污染、病毒和真菌及其毒素的污染。目前,中国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的漏报率在95%以上。因此,在中国,微生物污染成为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的罪魁祸首。细菌对食品的污染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对食品原料的污染:食品原料品种多、来源广,细菌污染的程度因不同的品种和来源而异;二是对食品加工过程的污染;三是在食品贮存、运输、销售中对食品造成的污染

5、化工厂排放的化学物质、煤烟粉尘、酸雨中的化学物质等都是大气污染源;水体污染也因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日益严重,使渔业和农产品的安全性受到威胁。

6、过量施用氮肥使大量的硝酸盐积蓄在作物体内,对作物本身无害,但对人畜有害。例如利用焦化厂废气生产的氨水,酚的含量高,造成土壤的酚污染,使农产品的品质下降,食品有异味;磷矿石中除含磷外,还含有砷、镉、铬、氟、汞、铅等,长期使用也会造成污染。农药的过量和超范围使用,使食品中农药残留量增大,危害更严重

7、动物性食物中的化学物质主要来自饲料添加剂。抗生素是畜禽养殖中常用的饲料添加剂,应用量过大或使用不当,都可通过食用肉、蛋、奶途径将抗生素转移到人类身上。近年来为刺激植物和畜禽生长而应用的激素类

8、违规使用添加剂，食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一些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的企业或个人，由于安全卫生意识、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为降低生产成本、牟取暴利，在生产制作、加工处理的环节中违规地使用防腐剂、色素、添加剂等，为食品的安全性埋下隐患。如用“吊白块”冒充面粉增白剂，以工业石蜡代替食用油的蚌埠瓜子，添加敌敌畏的金华火腿，添加工业染料和吊白块的腐竹等，数不胜数[6]。使用劣质原料，食品缺乏营养某些企业在生产食品的过程中，为降低成本，用便宜原料生产出几乎没有营养的产品，致使消费者深受其害，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便是一个重要例证。劣质奶粉中的主要原料包括淡奶粉、蔗糖、麦芽糊精、精炼植物油以及钙、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原料中，用鲜牛奶制成的淡奶粉价格最贵。有的生产者放弃淡奶粉作为原料或使用少量作为补充，取而代之的是添加营养价值相差很多的淀粉。这样的产品虽然不含有毒成分，但它已经使众多婴儿毙命。专家预测，劣质奶粉只是冰山一角，食品柜台或许充斥着很多的“空壳食品”。

我国对于食品安全有哪些措施

1、行政监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施许可证管理制度。具体见《食品安全法》

2、民事制度。食品在民事上存在买卖和侵权法律关系。具体可参考《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法》。《食品安全法》中有10倍赔偿制度。

3、刑事监管。生产不合格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可能涉嫌犯罪。具体见《刑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章节。

重点应对人民每天需食用的粮食作物、蔬菜、水果、饮用水等严加控管，进行规范型、创新型种植、生产结构及生产保障体系调整。市场上的食品应由大型的、符合质量要求的、国家认可的种植专业户、集团，生产厂家的食品占绝大部分，对落后的、零星的、质量无保障的种植户、生产小厂适时淘汰，或成无人问津而自灭。净化市场源头是重点。

即在中、大型超市、农贸市场设置检测仪器、提供检测方法，随时对有关食品主要质量参数进行检测，可由市场专职检测人员或人民群众开展抽检。国家应投入一定费用开展快速检测方法的研究，供市场快速确认质量。如此，不合格产品难以上市，也不敢上市，杜绝不合格产品的上市。

网上、电视台、报纸应有计划、有针对性适时报导食品检测结果，对优质、合格产品进行表彰，引来认购者，使其受益，不合格者曝光，让其下架或受冷落，令其整改或停产，多方面、全方位展开关注，持之以恒。

影响饲料安全的人为因素主要有哪些

影响饲料安全的人为因素主要有：

1、在饲料中非法使用违禁药物或不按规定使用药物添加剂。

一些饲料加工厂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大量使用激素、违禁药品和其它药物添加剂，如碘化酪蛋白，已烯雌酚，瘦肉精等。

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的微量元素是必要的，因为日粮供给不足或缺乏某种微量元素会导致缺乏症和生化变化。 过量添加也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如过量的铜、锌和砷的添加会造成畜体残留，同时动物的排泄物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3、环境的污染物对饲料原料造成的污染。

如工业的“三废”污染以及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这些物质容易引起饲料原料的污染。

4、饲料原料中天然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

很多饲料成分中含有一些天然有毒有害物质，一般植物性饲料原料中含有皂，生物碱，甲状腺致肿因子，硫代葡萄糖甙，棉酚，蛋白酶抑制剂，有毒硝基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物质；有些动物性饲料中含有组胺，抗硫胺素，抗生素，肌胃糜烂素等有毒有害物质。

5、饲料发生霉变或被某种致病微生物污染。

饲料中的病原微生物一般是指饲料原料，半成品，成品中存在的或污染的，可能引起饲料变质并直接影响动物健康，间接地影响人类健康的生物。

这类病原微生物包括致病性细菌（如沙门氏细菌，大肠杆菌），各种霉菌（如曲霉属，镰刀菌属，青霉属等）及其毒素，病毒，寄生虫等。

6、由转基因饲料原料引发的食品安全性问题。

1、食品相关产品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

2、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

3、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

4、对于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

7、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

8、食品中所有的添加剂必须详细列出。

9、食品中禁止使用的非法添加的化学物质。

中国农业信息网-影响饲料安全的因素

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新冠疫情对中国农产品供给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的冲击成为当前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世界粮农组织发出警告，新冠病毒大范围传播有可能会对粮食供应﹑全球贸易和粮食安全造成极大风险，更使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进一步凸显。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事关重大，不容轻视。基于全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70公斤，远超国际人均 400公斤的安全标准线，库存消费比同样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 17%～ 18%的安全水平。因而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只要不触动大规模恐慌性社会抢购的底线，就不会导致粮食大范围供求失衡，进而诱发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虽然过度放大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矛盾并无必要，但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必须谨慎乐观，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冲击必然有一个滞后的发酵期，后续性影响将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诸多长期性挑战依然存在，近期疫情影响和长期深层矛盾相互叠加，将可能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构成不能低估的较大压力。对中国粮食安全的任何盲目乐观都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仅应及时应对重大疫情冲击带来的复杂后续影响，更要高度重视有效化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中长期矛盾。

从发展的视角综合分析，除了当前关注度极高的粮食种业之外，中国粮食安全还面临五个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的挑战性矛盾：

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下，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稳定必须以基本的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支撑。但就现实看，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中国保持现有粮食播种面积面临不容回避的现实困难。其一是耕地“非农化”难以逆转。在中国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耕地面积大规模减少的趋势仍在发展，即便在实施土地增减挂钩过程中，形式上的占补平衡也是以耕地实际质量下降为代价实现的。大量良田沃土的持续减少对粮食生产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其狭小。其二是耕地“非粮化”不断发展。推进土地集中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由于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土地流转不断提速的过程就是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土地流转规模越大，耕地“非粮化”发展相应越快。其三是耕地粗放经营仍然严重。虽然中国部分区域粮食规模经营实现了较快发展，但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老龄化矛盾愈益突出，总体上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依然不高。不仅粗放经营十分普遍，而且耕地常年性抛荒和季节性抛荒现象也大量存在，从而对通过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来有效增加供给能力形成严重制约。

粮食安全不仅需要生产环节的安全，更需要形成前端农资和后端加工的完整供应链才能保证有序稳定的粮食供给。具体分析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产业的影响，可以判定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是短期性的，而对粮食供应链前后端的影响则更具有长期性。从农资供应来看，在整体经济运行困难加剧背景下，生产原料及人工成本上涨态势难以扼制，一大批中小农资生产企业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之中，部分企业甚至难逃倒闭厄运。毫无疑问，疫情对中国粮食供应链前端的冲击影响更大和更持久，这必然给后续的农资供给造成较大影响进而传导于粮食生产过程。从粮食加工来看，粮食价值链的复杂性以及贸易和运输的重要性，使疫情影响下的国际粮食市场脆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当前国际粮食供给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脆弱的特殊阶段，全球粮食供应链遭受疫情严重冲击不仅会对中国粮食加工业形成加工原料不足的严峻制约，而且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趋势必然快速向国内市场传导，致使总体上本就处于微利状态的粮食加工业生存更为困难，结果可能使已有加工能力被动趋于萎缩，对中国粮食产业链的整体性稳定发展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三是粮食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不足。

相对于附加值更高的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而言，粮食产业是传统弱势产业，尤其是小农户分散化的粮食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因而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就成为必然的发展选择。正因如此，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土地成本、农资成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效应”不断抬升，粮食生产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大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粮食规模生产主体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补贴来实现盈利甚至生存的，因为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当前众多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总体上还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之中，仍然面临发展能力不足、带动性不强的突出问题，由此构成中国粮食供需平衡依然脆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遭受疫情冲击和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粮食规模经营主体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对其精准支持，强化能力，提振信心，是中国确保持续性粮食安全必须破解的瓶颈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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